伊 拉克战争已经打了四年，从开战至今，已有超过3000名美军丧生，平均每日花费在2亿美元之谱，一年下来则是730亿，那可是相当巨大的投资。难怪美国民 主与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连同布什总统，都认为美国应该「坚守路线」，而不能「拔腿就跑」。就好比2006年7月4日，布什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所 做的演说中解释道：「我不会在达成任务前撤军，而让2527位美国将士白白牺牲。」
在人生的抉择中，我们都有过类似的非理性论点；碰上了下跌 的股票、赔钱的投资、失败的生意，以及变质的感情，我们仍抓住不放。要是够理性的话，我们会计算往后的成功机率，来决定这项投资与可能的回收是否相当；只 不过，在感情、战争或生意上，我们并不理性。这种特别的非理性，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蚀本谬误」。

心理学家塔夫里斯（Carol Tavris）与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阿隆森（Elliot Aronson）合着的《有人犯了错（但不是我）》（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一书，对造成上述以及其它认知错误的心理学，有极为精辟的阐述。塔夫里斯与阿隆森把重点放在所谓的「自我合理化」上，也就是「让人相信自己的作为 已经是再好不过的了」。「有人犯了错」这句话的口气，就彰显了这种合理化的过程。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在谈及越南、柬埔寨及南美时就只承认：「我所任职的行 政单位很有可能犯了些错误。」

推动这种自我合理化过程的，是认知失调；塔夫里斯与阿隆森的解释是：「只要人同时出现两种在心理上不一 致的认知（包括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认知失调造成的心理不适，程度从轻微的疼痛到深切的痛苦不等，除非想出办法减轻这 种苦楚，人是难以平静下来的。」就是在减轻这种失调的过程当中，自我合理化的加速器才开大起来。

误将人定罪并判处死刑，可是认知失调 的极致肇因。自1992年以来，「清白项目」一共无罪开释了192人，其中14人是死刑犯。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教授葛罗斯（Samuel R. Gross）说：「如果我们对有期徒刑案件的复查，也像对死刑案件那样投以相同程度的关切，那么在过去15年间，将会有超过2万8500件的有期徒刑得到 无罪开释」那么是什么样的自我合理化，减轻了这种形式的认知失调呢？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律记者渥登（Rob Warden）解释说：「一旦身处这样的系统，你就会变得极为愤世嫉俗；到处都有人对你撒谎，于是你发展出一套犯罪理论，也就导致我们所说的视野狭隘。等 到多年以后，有压倒性的证据出现，显示犯人的清白，你会坐在那儿想，『且慢，要么是如山铁证错了，不然就是我错；但我是好人，我是不可能错的。』这种心理 现象，我可是屡见不鲜。」

只有少数的例子，会有人说：「是我错了。」那结果又如何？让人讶异的是，勇于认错的人得到了宽恕，也赢得了尊敬。试想，如果布什总统给了下面这篇演讲，会有什么结果：

由本人领导的行政部门不愿文过饰非，因为有位智者说过：「只有在拒绝改过的情况下，过失才会成为错误。」我们愿意承担所有过失的责任我们绝不会去找代罪羔羊任何错误的最终责任都在我身上，就只在我一人。

这么一来，布什的声望将一飞冲天，人们对他的尊敬也会高涨，因为他具备了一位深思熟虑领导人的条件，在面对新证据时愿意捐弃成见；这正是发生在肯尼迪总统身上的事：他在美军入侵古巴猪猡湾失败后，说了上面那段话。

暴富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是对于大多数股民来说，却成为刺痛他们的讯号，在买进卖出之间，总存在这样那样的懊悔，让他们感叹与唾手可得的财富失之交臂。而 那些至今尚未介入股市的围观者，则为错过了这个大牛市而后悔。在经济行为中，后悔是最常见的心理情绪之一，激荡的股市，如今成为这种心理的浓缩场。

假 设有两位股民，一位将他买的B公司的股票换成了A公司的，结果，现在B公司的股票大幅上涨，他发现如果当初继续持有这些股票，就能赚得1200元；另一位 股民，他一开始买的就是A公司的股票，虽然曾经打算换成B公司的，但是终究没有付诸实施，同样，他也很后悔，因为如果当初换股，现在就能赚得1200元。

虽然故事的经过不同，但他俩都损失了假想中的1200元，现在，又同样陷入了自责和后悔中。问题是，你觉得他俩哪个更后悔呢？ 

这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及其长期合作伙伴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在1982年 进行的一项经济心理学研究(2002年，卡尼曼凭借在经济心理学领域的开拓性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当时的测试中，92％的受试者认为前者更后 悔。研究者推测说，这是因为想象前者没有换股继续持有，比想象后者换了股更容易。这项研究被认为是关于后悔研究的经典实验。1986年，卡尼曼提出了“作 为效应”来描述这一现象，并用标准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标准理论认为通常情况下，“不作为”是正常态，而“作为”是反常的，因此，想象继续维持“不作为”的 状态要较为容易，如果“作为”了但依然引起负面的结果，就会激起更为强烈的后悔情绪

再来看看下面的例子：两位乘客都迟到了30分钟到达机 场，结果，克雷恩被告知，他的航班早就准时起飞了，而托马斯则得知，他的那班飞机延迟了25分钟起飞，恰恰在5分钟前离开。这次很容易判断，显然托马斯会 更后悔——这也是卡尼曼曾做过的实验，96％的被试者都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研究者用“时间参数”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托马斯很容易想象这样的一幅场景：他 只需要早赶上5分钟就好了；而对于克雷恩来说，则需要想象30分钟的时间，这可要难多了。

但是，中科院心理所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 的李纾研究员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误机的案例中，两个乘客都“作为”了，但是“作为”的结果离预期值的接近程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因素是 不是会影响他俩的后悔程度呢？他将该因素称为“接近性”。李纾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研究。今年4月，他和合作者梁 竹苑博士后在《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了一篇论文：《作为／不作为和后悔：接近性的调节效应》，这篇论文用了5个实验来反复验证这一假说。他们发现，行为引起的后悔 程度受到“接近性”这个因素的调节，并不是像以前认为的那样只与“作为”或“不作为”有关。
 
李纾表示，并非“作为”了就会更后悔，要是 做了点什么，让结果离预期值更远了(“接近性”变大)，那引起的后悔程度就会比“不作为”还小。只有当作为的结果接近但又未达到预期值时，“作为”更后 悔。这种解释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体验非常吻合：如果自己的行为结果与目标只差一点点，那么就会觉得相当遗憾，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再加把劲。

回 过头来看看那个股市的例子，卡尼曼所列举的“作为”可能只是既没有接近又没有远离预期值的特例：做无用功的作为。第一个股民虽然“作为”了，但没什么效 果，跟第二个股民“不作为”的结果一样，这个例子里的“接近性”为零，所以“接近性”这个因素在这里没什么影响。虽然经济心理学的研究看起来只是纯学术上 的探索，但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认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关心的人还很 少”。

以前也有研究者曾质疑卡尼曼1982年的经典实验。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季洛维奇(Thomas　Gilovich) 等人指出，卡尼曼的研究只是测出短期内的后悔心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长期后悔”，当你时隔一年或十年去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依然为当初的抉 择感到后悔，那就不一定表现出作为效应了。

季洛维奇和同事对60位成人进行电话访问后发现，当问及“回首你一生，想想你后悔的那些 事”时，75％的受访者提到的都是那些他们没有做但希望做了的事，例如“我后悔在大学时不用功”、“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太少”等。季洛维奇的其他研究也表 明，从长久来看，人后悔的大都是“不作为”的事。季洛维奇表示，这说明后悔也和其他许多心理过程(如记忆)那样具有时间性，短、长期分别服从不同的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没有做成的事逐渐显现出来，变成更大的后悔。”

但是，卡尼曼对此倒是另有解释，他认为这两种情绪(长期后悔和短期后悔)虽然在命名上使用同一个词(后悔)，却指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状态。长期后悔充满了留恋、怀旧，甚至带点温暖的情绪，这跟诸如股市翻跟头时那种恨不得“踢自己一脚”的强烈后悔心理完全不同。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抄袭的。翻过来写男人又是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