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就有版画，中国当代也有版画，只是，中间是断掉的，2者也没有什么传承关系，所以现在人也不会去琢磨古代版画的精妙之处。

 

 

我有幸得以看见早年的《萝轩变古笺谱》，连呼吸都不敢出，更不要说用手碰了。拱花真是一种脆弱的艺术，稍微有点压力，就消散于无形了。

 

以下是网络引用：

 

《萝軒变古箋谱》背後的故事

 

 

      在明吳發祥《蘿軒變古箋譜》沒有被發現之前，所有談古籍版本和中國版畫史的書，都有一章在敘述胡正言的《十竹齋箋譜》。因為《十竹齋箋譜》是明末所編的中國最重要的詩箋圖譜之一，其二百八十多幅圖中，木版彩色水印，繪、刻、印，都非常精致，尤其是清供、花石、博古、雅玩等，運用「餖版」、「拱花」等印制方法，成就極為顯著。1934年，魯迅、鄭振鐸曾予以翻印，後又編入《中國版畫史圖錄》，影響至大。直到《蘿軒》被上海博物館正式收藏，人們方才認識到這部極其重要的國宝竟然重現人间。

 

      對于這么一部在印刷史、艺术史上有著重要价值的《蘿軒》，却在《中華印刷通史》、《古書版本學概論》、《中國古籍版刻圖志》等書中只有數行的描述。我無意去專門介紹《蘿軒》的價值，我想寫的就是《蘿軒》背後的故事。而寫《蘿軒》，就不能繞過徐森玉、方行二先生。

 

      在上個世紀的四、五十年代，鄭振鐸先生就已經知道《蘿軒》了。当年日本藏有《萝轩》的下冊，没有序文（序在上冊），日本方面的專家大村西崖误认为「萝轩」为清康熙年间的翁松年（号萝轩），遂考其生平，寫了一篇考证文章，觉得这书很了不起，就将那下半部影印出版了，实则是「吴冠翁戴」。據方行說，徐森玉、郑振铎看到了影印本，觉得不象康熙時的出版物，年代应该更早，但也拿不出证据。

 

      1963年初春，浙江嘉興南湖书画社的臧松年先生在海盐的高可安先生陪同下，在海盐沈荡花30元钱购得一部《萝轩变古笺谱》，然後以40元轉讓給了嘉兴古籍书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這部当時夾著鞋样的二册古书竟然是一部属于国宝级的海内孤本。记得范笑我的《笑我販书續編》中曾记載有，1974年，臧先生在一次酒后和朋友的闲谈时说起《萝轩变古笺谱》，两手比划道：「从沈荡回嘉兴的轮船里，戴上老花眼镜对着太阳看《笺谱》，妈妈的，才知道这可是了不得的真傢伙！他说这话时咧开大嘴、瞪大眼睛的神态，至今仍使我难忘。」

 

      《萝軒》上下两册，封面有「清绮斋收藏」题签，可知此书是清海盐张宗松、宗橚家舊藏之物。宗松，字楚良，號青在，別號蠖廬、寒坪。國子監生，性耽吟詠。宗橚，字泳川，號藕村，又號思岩，尤工詞。宗松、宗橚即張元濟的六世祖。其家清绮斋藏書在當時很有名，所以馬玉堂有詩詠清绮斋藏書云：「給諫文孫獨冠時，雪鈔露纂是吾師。醉心經典銘心畫，清綺閣心夜漏遲。」（《續論書目絕句》之八）

 

      《萝軒》为江宁吴发祥四十八岁时在金陵刻成。上册49葉，计颜继祖撰小引3葉，目录1葉，话诗10葉，筠兰6葉，飞白4葉，博物4葉，折赠6葉，餖玉6葉，斗草8葉，杂稿1葉。下册45葉，计目录1葉，选石6葉，遗赠4葉，仙灵4葉，代步4葉，搜奇12葉，龙钟4葉半，择栖5葉半，杂稿4葉。早于胡正言《十竹齋笺谱》十九年，且印得更精致，是目前传世的「笺谱」中，年代最早的一部。

 

      《蘿軒變古箋譜》中的「變古」二字，是很有意思的，變古為更改過去的法制和習俗之意，有不泥古，求發展，再創新的見解。再讀颜继祖「笺譜小引」，云：「吾友吴发祥, 性耽一壑, 卜居秦淮之干，志在千秋, 尚友羲皇以上。閉門閑白日,挥塵自如，飲酒讀离骚, 唾壶欲缺。尝語余云：我辈无趋今而畔古, 亦不必是古而非今。今所有余, 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 神明总存乎人。自結绳易书, 笔墨傳于褚上, 及系帛通問, 牋柬出乎人間。或藻繢以爭工, 偏支离而入俗，于焉刻意标新, 顓精集雅。删詩而作繪事,点掇生情,；触景而摹簡端, 雕鏤极巧。尺幅尽月露風云之态, 連篇傳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閣关津, 万千难穷其气象；細至盘盂劍佩, 毫发倍見其精神。少許丹青, 尽是匠心锦繡；若干曲折, 却非依样葫芦。眼界顿寬, 笑已陈皆为芻狗,图书有据, 立不朽而奉蓍龟, 固翰苑之奇观, 实文房之至宝。」

 

      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首卷的序言中云：「昭代自嘉隆以前, 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 稍尚鲜华, 然未盛也, 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今日所見明嘉靖至萬曆间学者尺牘用紙，「鮮华」者不多，而呈朴拙者常見，哈佛燕京藏明人手札七百餘通可證之。也正是在朴拙的基础上，才可以提供智者進行突变的舞台。我不清楚李克恭和胡正言是否見到过《蘿軒》，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吳发祥和胡正言都在南京，都在差不多的時间里从事著箋紙艺朮的升华和創新，说不准胡从吳的《蘿軒》里曾得到过某种啓迪。這还是留給艺术史研究者去做研究吧。

    

      那么《蘿軒》怎么會到上海的呢？據范笑我告诉我，嘉兴的老干部史念先生是一位懂文献的有心人（後任《嘉興市志》主編），他知道徐森玉先生是上海博物館館長，對文物字畫乃至善本書的鑒定是一言九鼎的專家，周恩來總理曾推崇森老為「國寶」。所以史先生仰慕森老，就和另一位先生將《萝軒》專程帶至上博，請森老過目審定。

 

      徐森老是何等人物，他早年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京師圖書館採訪部主任、國立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博學多聞。1940年他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專門協助鄭振鐸鑒定收購善本以及點收善本的工作，二年中所見善本即達三千九百餘種。所以森老見到《萝軒》，欣喜之極。他知道这是明朝天启年的版本，是海內外僅存的孤本，是他和鄭振鐸夢寐以求的寶物！

 

      森老那時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他的脾氣大得很。這不，老爺子發小孩脾氣了，書不肯还了，一定要留在上海。這事马上就汇報到了上海市文化局，方行是主管上海社文口的副局長，圖書館、博物館、画院、鲁迅紀念館、中共一大等單位都歸他管。方行這時也很为难，对老爷子一定要让三分的，但浙江方面是来鉴定书的，不是来卖书的，老爷子又无论如何不肯还，怎么办？方行想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報告，因為他想到当时浙江省委宣传部的部长是上海调去的，先前是石的部下，好说话。于是，徐森老就说要去拜望石西民。方说石很忙啊。森老说没关系，我六点钟到石西民家门口去等好了。后来石找到方，说老方，那个老头子找我要干嘛？方说如何如何。石说，让他千万别来啊，他老夫子六点钟等在我家门口不象话啊。方就请石和浙江讲讲看，請浙江省委宣傳部做做工作。

 

      後來，浙江方面和嘉兴商量后说，实在不行就交换吧。于是嘉兴方面开价要十六张明清书画。上海博物館一口答应，最終以金農隸書軸、項聖謨梅花軸、錢載蘭花圖軸、鄭板橋竹石軸、鄭板橋行書軸、文徵明山水、李鱓焦石圖軸、吳昌碩水墨水仙石軸、吳昌碩行書屏、吳昌碩歲朝清供、吳昌碩七言石鼓聯、吳昌碩墨荷、蒲華梅花軸等，换来了这部《萝轩》。

 

      《萝轩》出現於上海時，森老即囑汪慶正先生讓人把此書送到上海圖书館，請顧師廷龍先生、潘師景鄭先生、瞿師鳳起先生過目。我當時是個小青年，跟著三位先生學習版本目錄學，踏足這亇领域才三年。他們看了原書，都說好。可惜所議論的事，我一點也記不起來了。只記得書放了一天，顧老就讓我將書送還給了汪慶正先生。

 

      方行对于《萝轩》的归属上博，以及後來的重印工作，都是極为重要的幕後推手。可以说，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文革前，上博、上图所编印、影印的一些重要文献如果没有方行的著力推动，那是不可能出版的，如上圖印的《樊錐文集》、《詞人納兰容若手简》、《李大釗同志遺墨》等等。同样的原因，鑒于《萝轩》的艺朮、文物价值，方行和森老等人就商量将此书交由上海朵雲軒精印出版，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不久，森老被批斗，方行也成了阶下囚（方4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的家一度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所在地），印制工作也就无法進行。

 

      森老因受迫害於1971年含冤去世，直到1973年，方行（關押了五年）因病保外就醫，被釋放回家。等到方恢复領导工作後，又得知《萝轩》安然无恙，于是1981年，方行决定请朵云轩把书按原样饾版拱花套色翻印出来。据方行回忆，当年曾參与印《十竹斋笺谱》的老师傅已经太老了，只能眼睛看看不能动手了，就招了一些青年人，採取师傅帶徒弟的方法。同時，方行还提出這項印制工作請谢稚柳先生总负责，每印一张都要谢先生点头才能用，结果被谢先生剔除了许多印得不太好的。

 

      有一个小插曲也应该说说，当时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以及上博建馆三十五周年，赶著要將《萝轩》印出來，但印书的时间来不及了，要加班。当年加个夜班三毛钱，吃顿夜点心都不够，工人们都不愿意加班。所以後來就决定把加班费涨到一块钱，也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原因，《萝轩》如期印出来了，加班費和奖金一起发下去一千块。要知道，这一千块钱是方行从文化局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经费中设法挪用出来的。于是，上海市财政局有意见了，说加班费超过标准了，違反了財务制度，要从工人手里收回来。將付出的錢再讨回來，這怎么行呢？方行坚决不肯，气得跟财政局说：实在不行，这一千块钱就从我工资里扣！后来方去找了一位副市长，财政局才撤了回去。可見，当年想做成一件事，真是不容易呀！

 

      如今，我们看到的1981年上海朵云軒的重印本《蘿軒》，已能重現天啟原本之廬山真面，新本封面為赵朴初题签，內有郭绍虞序，谢稚柳跋，而方行却没有留下一个字。但郭序有云：「但森老之力僅止于是，至此後與原藏者商洽以明清書畫十餘幀易此孤本，使歸上海博物館，則森老固未必作此想也。迨書歸博物館，复擬复製以作魯迅誕辰百年之紀念，則更非森老力所能及，而為方行同志之措施，又明顯之事實也。余所謂非關心社會文化不能知之者，正方氏之謂也。顧方氏以此屬職分內當為之事，不欲表述以顯其名，則未免矯枉過正。蓋此本社會通力之學，不能無籌備策畫之人，故仍書以紀實云。」

 

      上海的文博事业做得如此之好，重要的文物保护單位一亇不漏，這都和方行在位時有莫大的关係。方行走了不久，我才收到方虹寄給我的訃告，看著方的遺像，我是很难过的。我了解一些方行的为人和清廉，举一亇小例吧。有一年，我去探望他，只見他家客厅里放的都是旧傢俱，墙上掛的仅有一張趙樸初画的梅花。我问方行，您收藏字画吗？他笑笑说，我从來也没有向上海画院的老先生们要过一張画，所以他们的画我一張也没有，樸老的画是他送我的，仅此一張。我是非常惊讶的，方行是主管上海画院的，從1955年至1966年，甚或他重返領导崗位，只要他一張口，什么丰子愷、朱屺瞻、唐云、陆俨少、程十发等等，都会送上门來，但方从不开例。顧师廷龙先生曾告诉我，他到北京休息後，曾送过一幅字给方行，他和方是几十年的相知朋友（方四十年代在上海地下党時，曾去合众图书館看书），方又是他的上司，但方从未向顾老要过一幅字。话扯远了，打住。

 

                                                 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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